历史唯一宗室世袭罔替朝代，明朝皇族圈地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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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权的衰弱主要是包括藩王在内整个皇族的蚕食腐化所为。

明朝皇族圈地是历史最严重的，而皇族占着大量土地，却不上税，这就大大削弱了明朝财政收入，甚至还直接抢夺地方税收权。

这里举几个例子，万历帝一次就赏给福王两万顷良田(200万亩)，河南良田不够，山东湖广凑，又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都给福王时，还有河南的盐店专营专卖权也给了福王。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这还不算啥，天启皇帝一次赏桂王、惠王、瑞王每人三万顷(300万亩)良田。还有景王、潞王四万顷(400万亩)良田。成都附近70%土地归蜀王，河南一半土地归王爷。光这几位王爷就圈地就超过二十万顷(两千万亩地)了。对比下被吐槽的清朝，清朝只有清初八旗圈地，加在一起还没这几个王爷多，而且清初就禁止了，并且清初还免费给百姓分地(更名田)，而明朝都到明末了皇室还在圈地。

此外，在历史唯一全部宗室世袭罔替制度下，明朝皇族耗费着大量财政支出。

明朝是历史唯一宗室世袭罔替的朝代，明朝所有皇子全部封世袭罔替亲王、亲王的世子不降档承袭世袭罔替亲王。更可怕的是，亲王其他儿子无论多少，哪怕生50个、100个全部封世袭罔替郡王，大明宗室全部爵位世袭罔替。朱元璋多个儿子的亲王爵位从明初一直传到明末，近300年时间，一代又一代制造了无数世袭罔替郡王。

这里讲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拿明朝庆成王一支来说。第三代庆成王朱钟镒妃妾24人，生儿女多达100多人，老子英雄儿好汉，第四代庆成王朱奇浈所生的光儿子便多达70个。另一位庆成王更狠，光儿子就达100人，甚至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

明朝建立时，朱元璋有10个儿子、1个侄孙，算上朱元璋本人一共12人，到洪武朝末期一共58人，到明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达157000余人。而万历三十三年(1602年)到明朝灭亡还有将近半个世纪，此后明朝宗室还在快速增长。

丁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题：“万历三十三年， 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157000)余位”

对比一下，清朝爵位，亲王世子袭爵降一档为郡王，而更大的区别在于亲王其他儿子，要通过考试来获取基础爵位，考试不合格直接就是无爵位的闲散宗室，一科不为优则降一档，两科降两档称为考封。嫡系所生，考试全优，最高不入八分辅国公，别室所生最高三等辅国将军，再传一代就是闲散宗室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

到明末明朝支出中宗室支出占比超过52%。而明朝想维持正常开支，税收必然要收支平衡，必然要增加税收，而同时占着超过天下大半土地的皇族却不交税，税收的压力全部转移到百姓身上。在遇着灾害，还不救济百姓不造反就怪了。

而且，皇族特权的膨胀也导致政权性质的急剧恶化。

皇明祖训：“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封疆大吏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

王府管家连封疆大吏都敢打，那就别说一般小官，比如：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够低级的宗室吧)，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

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

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部分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宗室有如此待遇，故明朝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