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衙役地位低、收入少，他们是如何敛财的？

衙门，旧时称官署为衙门 ，即政权机构的办事场所，其实是从“牙门”二字谐音所来，到了魏晋时期才改为“衙门”，此后一直沿用到清朝为止，因此衙门文化深度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下面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比如当时遍布的、督抚衙门、知州、知县衙门和漕运、盐政、学物、税关等衙门，支撑了整个清朝地方组织的运转。衙门如此众多，自然要用人来运转，当时的衙役是怎样配置的呢?一般将州县衙役笼统概括为三班，因此在古装剧中可见“三班衙役”的描写。

那么“三班”分别是“皂班”“快班”和“民壮”来划分。简单说来，“皂班”就是负责官官员仪仗的、后勤的，属于直接服务的官吏的人员。

“快班”俗称捕快，负责传唤、拘捕的，影视剧经常可见到类似角色，记得很早的时候，《新白娘子传奇》许仙的姐夫便是这一角色，穿梭于官衙之间抓捕犯人，最后还把小舅子送进牢房，还原的基本就是这种场景。

还有“民壮”，就是身体较好的用来守卫仓库、监狱或者押解过境人犯。此外，还有看管门户、仪门的门子，管米谷出入的斗级，管监狱的禁卒，协助各项杂务的帮手，以及茶夫、灯夫、伙夫、轿夫、更夫、吹手等等，可谓岗位林立，一应俱全。

衙役因此“奔走于公家，执杂役之人”。也不乏干一些苦活和脏活，当然这也要看个人会不会表现。与书吏差不多，衙役也有定额，他们被称为额役，收入基本得到了保障。因为都属于地方官自己聘用的人，朝廷根本不给开支，这项支出由地方官自己想办法。他们的报酬被称为“工食”，一年下来有六两银子，基本也就够一个人的吃喝，因此这也为衙役风气逐渐败坏埋下了伏笔，因为这些“大老爷们”，还要养家，那么钱从哪里来?只能自己去“吃拿卡要”。

清朝州县衙役人数庞大，一般都在百人以上。与书吏差不多，定额外的衙役数量也不少他们被称为“白役”。此外，那些做的好的衙役还会雇佣几个跟随，因此总体算来，衙役的数量十分庞大。到了乾隆时期，比如当时的一些地方衙役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小县也有100人之多。当时四川巴县最多时候衙役竟然有7000人之多，在新任知县刘衡的裁撤后才到100多人。而且重要的是，裁掉这些人并未影响政务运转，可见，大多人都是无所事事的吃空饷。

三班衙役的分工并非一成不变，古语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因此每次来了新的县官，自然衙役与之关系都会产生变化。如果有长差、告假的要把他们的名签拿出去，以免其他人代他应差;点卯不到的人就轮入下次。因此能否得差到民间办案，是这些衙役争相获得的机会，因为案子里面就是钱。

做过师爷和县官的汪辉祖说衙役下乡，势如猛虎，“余曾目击而心伤之”。为此，他做幕友时经常嘱咐主官不要轻易签派衙役出官差。等他做了县令，“于此尤慎”。

衙役在百姓那里耀武扬威，但在县太爷眼里是“执贱役之人”，有位知县生动地说：“衙役也有家室之累，他们以几乎不能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而在官衙面前奔走驱使，饱受鞭扑下贱之辱，而又甘之如饴”。，为什么"皆以利来”。在所有衙役当中，地位低、赚钱最少的就要算是捕役了，他们经常要负责抓捕犯人，有时还要充当押运银子的护卫，有时还被派出巡夜，总之这个事务很杂，待遇却不高。

按照州县分派衙役差事的通常做法，属于拘拿人的差事都由"快班”来承担，然而做这一班的人非常多，州县官往往将此事交给头役”或“班首”，也就是他们的头目，好处自然带头的得到的更多。

立案前或者呈词得到批准，就拿出多少相等的银钱贿赂分派差事的人，出钱多少，当然与案件的“标的”了直接关系。拿到差票后，他们成群结队前去拘人。进入双方家后，首先提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要求，如果当事人不满足，就会另生枝节。如果满足了要求，就手中拿着差票，不再催促，使案件无法进行下去。

这时原告要花钱，被告也要花钱，捕坐收两利，两造好不容易到案后，他们也绝不放过，层层勒索。当时还有投到礼、挂牌礼、铺堂礼，散班礼等名目，因此往往案子还没结，当事人早已被弄得倾家荡产。

因此当时衙役的危害就被人指出：“官有蠢役，如书之有螺，木之有蛙，残食既，书破木空。书役弊窦孔多，其弊也，皆其蠢也。蠢国蠢民平时觉，一旦破败，批根动枝，官且难保。”这确实是多么痛的领悟。

在清代，官场风气极差，用什么级别宴席接送，具体到安排听几次戏，临走送多少钱，这些都有微妙的潜规则。与曾国藩同期的张集馨在其日记中写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在这些州县官员的影响下，衙役人员俨然成了乌合之众。

《清俾类钞》形象记载衙役的整体风貌：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躁，四曰鹄立。就是说那些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由于终日无所事事，眼里只有钱，

就像如乌合之众，天亮前像苍蝇聚到县衙，吵吵嚷嚷如同鸦聒鹊躁，堂上梆发炮响，这些人才各自像“鹄立”，辛辣讽刺可见一斑。曾国藩很早就发现了衙门和衙役的危害。他说，吏治到今天已经坏到极点，要挽救王朝危机，就必须从吏治下手。“若不从吏治入手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正因为这样的深刻认识，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后要求手下绝对不允许对自己“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一系列的官场迎送形式。

他从自己身边衙役抓起。每次有公务出门，身旁衙役势必接触地方，所以他特出台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衙役，对衙役提出明确要求和行为规范：“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这其中专门讲了如何处理礼品：“不许收受银礼……不准凌辱州县……不准收受丝毫礼物……”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至于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无论茶叶、小菜，以及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

因此曾国藩衙役的整体道德水平在其治理后效果明显，然而他只能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至于整体的衙役风气依旧沉沦，成了清朝最大的顽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