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什么人?他的一生都担任了哪些官职?
曾巩字子固,汉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知秀网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京郊狂风呼啸,黄沙铺天盖地。曾巩回望工作近十年的京师,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师友的面容不断在眼前闪现,令他心中百味杂陈。
离开京城后,曾巩在越州、洪州、襄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兜兜转转,直到去世前三年才重返京师。
世人对此看法各异:有人认为他纯属咎由自取,自负才华目高于顶得罪上司与同事;有人觉得他完全是命途多舛,因时运不济才辗转地方。
曾巩长期在地方厮混,是咎由自取还是命中注定?抑或别有玄机?
曾巩是“生而警敏,不类童子”的神童,“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记忆力超群。十二岁时,他显示出创造天赋,“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
他十八岁进京赴考,两年后“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但因科考侧重应举时文,曾巩却擅长策论,因此屡试不第,蹉跎足足二十年,三十八岁时才高中进士,被派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担任司法参军。
在恩师欧阳修大力举荐下,曾巩得以入京“编校史馆书籍”。他在无意中卷入新旧党之争之后,主动请求外放,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二)越州赈灾
曾巩下车伊始,便接到百姓雪片般的诉状。原来,越州府衙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增加酒坊税收。因酒坊无法缴纳所需赋税,府衙便将赋税摊派到百姓头上,并约定七年为期。赋税到期后,府衙“棺材里伸手----死要钱”,依然厚着脸皮继续征收赋税。曾巩明察暗访摸清事实后,代表府衙公布“立罢之”,受到越州百姓的交口称誉。
适逢越州遭饥荒,官府存粮不够赈济灾民,且“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曾巩想出妙招,令各属县劝告富人向官府如实申报储粮数量,“总十五万石。”曾巩允许富人以稍高出市场的价格向百姓出售存粮。此举既使富人获利,也便利百姓就地购粮,一举两得。
为战胜灾害,曾巩筹集五万资金,贷给百姓购买种子,以解燃眉之急。因五万资金纯属杯水车薪,曾巩“又贷之种粮”,让百姓随秋季赋税同时偿还。这些措施,使得越州迅速恢复生产,“农事不乏。”
(三)齐州锄奸
曾巩升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后,针对齐州社会治安混乱现状,“以疾奸急盗为本”,大力打击黑恶势力。城郊周氏父子,靠走歪门邪道发了横财,在乡里横行不法,残害良民,欺男霸女。他们买通当地权贵和豪门充当保护伞,使得“州县吏莫敢诘。”曾巩调查核实清楚后,将周氏父子“取置于法。”
章邱一帮土混混横行乡里,自称“霸王社",专门与官府作对,杀人劫货,抢夺囚车,形成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曾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匪巢,抓获不少骨干分子。为震慑霸王社残部,曾巩发配三十一名罪大恶极的霸王社头目到边地服刑。他吩咐百姓抱团取暖,结成保伍,严密监视黑社会成员,“有盗则鸣鼓相援。”这招百姓联防行之有效,经常能抓获零散匪徒。
曾巩得知通缉犯葛友投案自首后,心生一计,好酒好肉款待他,送他一套新衣帽,派几名骑手跟随。葛友穿戴新衣帽,坐在堆满官府奖励的钱和布的马车上,神气活现在齐州到处夸耀。残匪见通缉犯受到官府如此款待,“多出自首。”
齐州经过曾巩的多措并举,从犯罪分子的天堂变成模范治安之地,“自是外户不闭。”
(四)襄洪造福
转任襄州(今湖北襄阳市襄州区)知府期间,曾巩从如山的卷宗中发现前任错判的冤案。他重审此案,平反昭雪,释放在押的百余名涉案人员。
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府时,适逢江西爆发瘟疫。曾巩迅速采取各项应对措施:指令属县及各乡镇迅速备足防疫药品,及时分发给患者;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不分军民,一概由官府收养,提供食宿和医药治疗。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把无数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朝廷大军远征安南,要求所经州府为军队提供上万人的储备。这些地州的官吏趁机层层加码饱中私囊,“暴诛亟敛,民不堪。”曾巩唯恐大军扰民,制定出接待大军的预案,使得“师去,市里不知。”
(五)福州利民
曾巩担任福州知府后,成功招抚强盗头子廖恩,为当地除去一害。但是,土匪余部贼心不死,又相互勾结壮大实力,“阴相结附,旁连数州”,搅得福州及附近数州“居人慑恐。”
曾巩巧施妙计,军事打击与政策攻心双管齐下,使二百多名匪徒作鸟兽散,驱散了福州上天的阴霾。
福州多佛寺,每寺必有住持。因香火太旺,主持的“富饶”之位便诱得六根清净的和尚们馋得流口水。因住持必须经官府认定,和尚们便争先恐后贿赂官吏。曾巩上任后,先令各寺和尚公开推举德高望重者为住持,又在府庭张贴告示,严禁任何官吏收受贿赂为僧人求情。
因为福州没有职田(亦称“职分田”,政府按官职品级授给官吏作为俸禄的田地,即以租田收取的租粟为俸禄),历任太守每年只能靠卖府衙内的果蔬来当俸禄。府衙果蔬有专人官吏,肥力足,品相好,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每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
曾巩得知府衙果蔬客观上对普通果农菜农形成打压,感慨万千,毅然决定放弃这笔俸禄:"太守与民争利,可乎?"他宣布,府衙果蔬从此不准上市,“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受到“神宗召见,劳问甚宠”,被留在京城任职。曾巩针对国家财政现状,“上疏议经费”,得到宋神宗高度评价:"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从事两年文字工作后,曾巩被提拔为中书舍人(皇帝秘书)。他以年迈体衰为由婉拒,推举“广览载籍,强记洽闻”的同僚替代自己。因继母过世,曾巩辞职回家丁忧,“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曾巩自三十八岁入仕为官至六十五撒手人寰,十二年在京城做文字工作,十二年在地方辗转赴任。世人为他“负才名”却“久外徙”而愤愤不平,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曾巩当初辞京到地方任职,是因倦于卷入新旧党之争而主动请求外任越州。这样做的好处是:
首先,巧妙避开在朝廷划线站队的政治漩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可以在地方放开手脚,实现政治抱负,展现治理才华;
再次,长期在地方任职,既使他创作出忧国忧民的《边将》《胡使》《嗟叹》等诗作。
同时,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勿需陷入官场高层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泥淖,使他能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时间用于文学创作。
因此,曾巩长期在地方任职,让北宋官场少了一个官油子,使北宋文坛多了一个大文豪!曾巩的选择,使他活成了自己想活成的样子。所以,曾巩是活得最明白、最洒脱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