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纸币和明朝白银相比 究竟谁先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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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东京梦华
宋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铁钱始于汉铸五铢钱，至两宋达到鼎盛。四川铜少铁多，一般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因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铜、铁钱笨重不便交易，宋朝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至1661 年才开始发行，在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六百多年。
宋代商品流通和大额交易的增加使得贱金属货币流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是铁钱专用区，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商民以车辆装载铁钱进行大额交易殊感不便。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具有印制纸质货币的独特条件，所以纸币首先产生于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代替钱铁流通的楮纸券称为交子。因为是私人发行，所以又称为私交子。
《宋史· 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类似于唐代的飞钱和现代的汇票。经过逐步发展，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宋真宗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詠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获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种官交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按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界交子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发行1,256,340 贯。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
会子是两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又称“东南会子”。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由于铜钱缺乏，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了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南宋朝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规定百姓向官府缴纳税赋时，采用铜钱与会子搭配的办法，使会子的币值一度回升。
这正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时，必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在纸币行用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将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使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因而随时可能夭折。
会子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却又跟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发行之初，会价就与面额存在差异，而且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差异更大，这表明会子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用金属钱币收兑贬值纸币的“称提之法”来稳定纸币信用和物价，但因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兑换，所以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
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在当时也确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纸币的大量发行是以政府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的。特别是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税收外，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定陵
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1956 年到1958 年被考古发掘。这位皇帝在世时以懒惰和贪财闻名，这在他的陵寝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定陵数不胜数的珍宝之中，有数量众多的金银，包括大量的金银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停留在原始的、封闭的、没有商业的时代，金属的价值远不如可以用来吃穿的物品重要。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也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兴旺的象征。
白银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的?关于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宋代以来用银很广泛，但同时还说，金朝哀宗正大年间，也就是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后期，“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人们对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普遍都认为，白银在明代成为广泛流行的货币，却是毫无疑义的。
定陵博物馆图
当然，白银不是从明朝一建立便成为主要货币的。在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历程中，他曾经铸造过铜钱——“大中通宝”钱，而建国后也在南京设宝源局，制造铜钱。然而，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造纸币——大明宝钞。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尽量使用宝钞。其次，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甚至有时禁止用铜钱交易。由于明朝的宝钞是完全没有钞本的，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成了大明宝钞的致命缺陷。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像元朝末年的纸币一样迅速贬值。正统元年(1436 年)，银一两抵钞千余贯。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钞，形同废纸!
到成化、弘治年间，也就是15 世纪后期，民间交易已经主要用银了，白银已然成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通货了。15 世纪70 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经指着一位敢于不对他阿谀奉承的县令骂道：“尔头上纱帽谁家的?”
县令恢谐地回答说：“我的纱帽，是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
张居正(1525年—1582年)
到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辅政时期，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赋役折银是一条鞭法的核心之一。万历皇帝甚至还铸造“万历通宝”银钱，分四钱和四分两种。这表明，政府正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便利条件。自此，从国计到民生，朝野上下尽皆用银，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了。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方便交易，“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
这在从欧洲来的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戥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银子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
他还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 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的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 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
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在万历三十七年(16 09 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利玛窦和徐光启
15 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 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 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同时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而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时代，仍然以毛皮作为货币。
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 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流转的数字表明，15—18 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 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