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制度是怎么样的？养廉银有没有让清朝的官员变得更为廉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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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明朝官员俸禄低得可怜。清朝入关后，也仿效了这一制度。这就使得清朝官员的俸禄总体水平依然不高。

按照制度，清朝正七品的知县，每年只有45两年俸和45斛禄米。最高等级的正一品官员，每年也只有180两年俸和 180斛禄米。如果以当时的白银的购买力来看，这样的俸禄足够普通家庭过日子了。可官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包括差役、幕僚、家丁、门房等随从人员，都得自己掏腰包，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开销非常大。这点俸禄，根本是入不敷出。

为了生存，清朝的官员就像明朝官员那样，采取“火耗”“羡余”等方式，在正税之外征收附加税。这些附加税统统进入官员的口袋，形成一种“灰色收入”。对于这种情况，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都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处理，默认这种既成事实。

官员们有了“灰色收入”，却给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以至于怨声载道。到了雍正时期，有了将“火耗”归公的建议。

1723年，山西巡抚诺岷第一个向朝廷提出，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余分给各官养廉”。

雍正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在山西试行养廉银制度。

1724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建议在全国进行推广，“臣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各若干一一陈奏，则不肖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由于此事牵涉很广，雍正皇帝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集体讨论。大家都觉得，实行“火耗”归公，不是长久之策，不妨暂时在山西试行。

不过，雍正皇帝很赞成这个制度，他力排众议，下了一道长篇谕旨，指出，官员私下征收“火耗”是非法的，弊端很多，采取“火耗”归公，再以养廉银的方式给官员增加收入，是“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

就这样，在雍正皇帝的全力推动下，养廉银制度在全国范围得以施行。

养廉银的多少，根据官员级别的高低、所在地域经济条件的好坏等情况来综合决定。总督的养廉银最高，每年有2万两银子上下。巡抚的养廉银其次，每年有15000两银子上下。比如，雍正皇帝夸奖不已的“模范督抚”、河南巡抚田文镜每年的养廉银额达28900余两。在总督、巡抚以下，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员，都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养廉银，数额是俸禄的数倍乃至于十倍。

那么，养廉银有没有让清朝的官员变得更为廉洁呢?

应该承认，在养廉银实施之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澄清吏治的作用。官员们有了养廉银，不再巧立名目地向老百姓伸手。同时，在“火耗”归公的过程里，“火耗”数额普遍降低，因此老百姓的负担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养廉银制度依然出现了问题。

养廉银制度实施后，受益最多的是总督、巡抚等级别的封疆大吏，下级地方官员养廉银并不高。九品一下未入流的吏胥差役，除了俸禄外，没有一分养廉银收入，这使得他们有了寻找“灰色收入”的冲动。

此外，一般的京官也没有什么养廉银。他们只能利用手里的权力，与地方官员进行“交易”。地方官员通过“炭敬”“冰敬”“别敬”等名目繁多的陈规，向京官缴纳银两。于是，滋生了新的问题。

综合而论，雍正皇帝推行的养廉银，除了让一部分官员赚得盆满钵满外，并没有起到养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