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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的商业经济发达,明朝的经历又如何呢?

今天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朝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一看。

小农经济亦称“个体农民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其中,有的以自有土地经营,有的以租入土地经营,亦有两者兼之。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之下,甚至于,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都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的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这种“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由于,中国古代大多都是小农经济的特性,因此,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得到了相应的沿袭。但是,宋朝却与之不同,在开国初期,不仅有了遗弃小农经济的打算,还将眼光放在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商业繁荣的措施,最终,将宋朝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其中,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提议更值得一提,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踏入到了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与曾经的小农经济不复再见了。我们从今天的历史观上来看,这一时期,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商业建设的巅峰时期。之所以称它为“巅峰时期”,是因为:接下来的明朝又开始迈出了一个倒退的步伐。

在朱元璋上任之后,他便迅速重返小农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他在短短时间内荒废掉了宋朝的所有努力,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势头颇稳的商业化形势,着实让后人叹惋。据记载,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表现出了深恶痛绝的一面,他曾将王安石视为“小人”。

甚至于,朱元璋认为:“此种经济政策迟早会祸国殃民,商业的发展势必会引得天下大乱。”而朱元璋赞同的方式,便是重农抑商,换言之,他是想用最为稳定的方式来取得利益。他不在乎收益的多少,只在意他的统治是否会坚不可摧,他的国民以及他臣下的一言一行,是否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最终,在朱元璋的带领下,自此之后,明朝的统治者都沿袭着这个不成文的原则。

这些统治者们尽自己所能抑制着工商业的发展,甚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遏制工商业的发展,明朝竟然禁止商人身穿绸纱衣服。另外,在对商人有所限制的同时,统治者还没有忘记限制普通百姓,下令禁止百姓航海,只是差点没让百姓远离港口一万里。

若是用比较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小农经济的话,便是将整个国家看作是无数个村庄的集合。国家的所有经济来源,便只有村庄税收这一个项目,而全国的经济就好像是一张薄薄的白纸,纸上画着整整齐齐的方格,每个方格都是一户小农家庭。在这样的经济政策下,每项进账都一目了然,且没有任何意料之外。

这期间,每一位民众都与国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中间不会有榨取利益的中介,也没有各种繁乱的商业代理机构。

只可惜,这种方式看似轻松简洁,却并没有给统治者带来期望中的经济利益。

到了晚明时期,统治者对商人稍微放宽了一些权限,使得商业经济有了较显著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在种种情形下仍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要说商业化,晚明时期远远赶不上宋代,因为,明代一年的铸钱量竟比不上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差距实在是令人唏嘘。

政府找不到应该着力的正确方向,只是蒙着眼尽全力去摒弃商业化的管理手段。简化社会组织机构,当发现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时,便开始转换方式,对群众的思想跟意识形态进行所谓的“强化控制”。但可惜的是,这个方向依然是错的。

明朝本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却偏偏要将一切都塞给道德伦理,硬要用伦理纲常来解释发生的一切。可能是重文轻武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文人队伍太过于强大。管他是不是真儒士,只要提几条仁爱之道,便能建功立业。到了明朝晚期,一众文人竟然可控制皇帝的指令。

可以说,是这种既虚伪又不切实际的思想理念,一步步将明朝拉进了泥潭。就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荒唐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可以说,这正是明朝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明朝统治者这些重农抑商的政策,看似使整个国家都被安稳的控制着,但实质上,却是将整个王朝的血脉与精神都紧紧扼制凝固住了。停滞不前,其实,就意味着不断倒退,崇尚小农经济,其实,就意味着经济在效率与质量上根本没有提升,只是在数量上展现出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增长假象。

毫无疑问,这是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们,没有长远眼光的愚蠢之举。经济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堪称重中之重。若是为了政治上的稳定去压抑经济,这实在是得不偿失。长此以往,倒退的不只是经济状况,连政治局势、思想文化,以及民族文明等类类种种的一切,都将尽数毁灭。

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后人所扼腕叹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