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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锦衣卫!

洪武六年,有一天散朝后,明太祖朱元璋正要离开大殿,忽然在屏风上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看到上面的一行字,朱元璋立刻惊呆:

“胡惟庸去拜见李善长了。”

胡惟庸和李善长都是开国元勋,胡还是当朝丞相,最近老跟自己对着干。他俩突然会面,想要做什么?

朱元璋看着小小的纸条,沉思片刻,觉得这种打小报告的方式不错。

他把一个叫毛骧的侍卫叫了过来,命他专门负责打探胡丞相的消息,包括跟谁串过门、吃过饭、写过信。一旦打听清楚,就用小纸条写下来,悄悄地贴到屏风上。

毛骧不负圣望,花了七年时间,不但搜集整理了一大串“胡党”人员名单,还跟监察部门联手,曝出了惊天阴谋:胡惟庸通敌卖国、意图谋反!

不等胡惟庸有任何辩解的机会,毛骧就带着圣旨,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弟兄冲进了丞相府。抄家,灭族,诛连,三万多人死于屠刀之下。

毛骧所在的部门,叫做仪鸾司。它就是锦衣卫的前身。

仪鸾司的职责,原本是在召开朝会、举行庆典,或者皇帝外出视察时,给皇帝打打伞,举举旗,壮壮气势,充充门面。类似于现在的仪仗队。

这个部门成立得很早。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上,就有仪鸾司的人站立在大殿中门的两边,充当礼仪先生。那时仪鸾司的级别是正五品,并不是什么牛逼的部门。

凭借在胡惟庸一案中发挥的主力作用,仪鸾司实现了华丽转型。它脱去温文尔雅的外衣,披上坚硬冰冷的铠甲,手起刀落,应天府的上空残阳如血。

朱元璋对仪鸾司这次的表现非常满意,给它改名“锦衣卫”,而且连升三级,变成从三品,相当于副部级单位。

级别突然拔高,说明要被重用了。

锦衣卫不单是一个行政机构,它有军队编制,其首领叫做“指挥使”。

锦衣卫的第一项职责,仍然是“仪鸾”,也就是当仪仗队。

仪仗队这种工作,对人的外表是有要求的。更何况服务对象是皇帝,其颜值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颜面。

所以,锦衣卫挑人时,还得看身材够不够魁梧,相貌够不够端正。

锦衣卫所穿的衣服,叫做“飞鱼服”。

飞鱼服上绣有飞鱼,不是平常见到的河鱼海鱼,而是一种龙首、鱼身、有翅膀的图腾。

飞鱼服称得上是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尤其打架时特别显帅,完胜纳粹军装和美军制服。

锦衣卫使用的武器,叫做“绣春刀”。

取这么风骚的名字,是因为这种刀用金和银装饰,外观很美。

锦衣卫们在皇帝身边当差,真正需要动手的机会并不多,不像影视剧里那样动不动就拔刀吓唬人。更多的时候,绣春刀是作为一种礼器,在典礼、出行、祭祀等场合当作摆设。

当然,再美的刀也是刀,一旦需要打架、杀人,绣春刀的实战性能也是毫不含糊的。

锦衣卫的第二项职责,是“侍卫”,也就是给皇帝当亲兵。

想加入锦衣卫,有两条途径:一是子承父业,老爸若是锦衣卫,且立过功劳,去世之后儿子就可以继承这个名额;二是参加武试,考取武举人,作为力士被锦衣卫选中。

无论走哪条途径,都要求有一定的武艺。架都不能打的话,凭什么当侍卫保护皇帝?

皇帝要出去打仗、狩猎、旅游时,会带上几千个锦衣卫,作为贴身侍卫。

皇帝要给儿子们加封亲王,也会派上一队锦衣卫,护送亲王们去自己的封地。

遇到边境战事吃紧的情况,锦衣卫们还会被抽调到前线,摇身一变,就成了上阵杀敌的正规军。

此外,锦衣卫还兼着中央巡视组的任务,有事没事就骑上快马出去传达圣旨、纠察官员、视察民情,天南地北都有他们的身影。

朝廷明明有以跑腿为职责的行人司,为什么还要派锦衣卫去奔波?

朱元璋的回答是:钦差嘛,到地方上办事难免会收点贿赂,与其把这好处给别人,不如送给锦衣卫。

对于这么不讲理的解释,只能说,太祖爷对锦衣卫实在太宠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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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的第三项职责,是“缉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当特务。

宋朝只信文官,不信武将。明朝则不同,它连文官都不相信。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是草根中的草根,所以他对官僚没什么好感,跟知识分子之间也是互相看不顺眼。

可是,打江山要靠知识分子当参谋,坐江山更要靠知识分子辅佐。尤其在科举取仕的制度下,官僚中的上层人物往往也是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再怎么看不顺眼,也得天天用着。

信不过他们,又要依靠他们,这感觉实在不爽。于是朱元璋想了个办法:派遣亲信去监视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一旦打听到什么情况,不用通过别的部门或程序,直接就可以上报给皇帝。

谁是自己身边最亲信的人呢?对朱元璋来说,当然是锦衣卫了。

不管皇亲国戚还是高官大臣,只要皇帝一句话,锦衣卫就敢拿下!

它几乎什么人都可以监视,什么案件都可以干预,连官员们的居家私生活也要打听打听,搞得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如履薄冰。

不但要管中央的事,各个地方的大小官员,甚至奸商、刁民,都在锦衣卫的侦查范围内。

皇帝深居九重宫阙,很难有机会直接与外界接触,又信不过朝廷那些大臣。锦衣卫作为近侍,且手握缉事大权,自然就成了皇帝的心腹参谋。

因为直接隶属于皇帝,手里又握着众多官员的把柄,锦衣卫俨然成了一个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超级机关。讨厌我是吗?没关系。就喜欢看你们明明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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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的第四项职责,是“司法”,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诏狱。

所谓诏狱,就是只要皇帝下令,锦衣卫可以直接逮捕、关押、审讯任何人,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

锦衣卫拥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掌管刑狱的地方叫镇抚司,分为南北两个,南镇抚司负责审讯犯人,北镇抚司负责管理牢狱。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惨无人道的黑牢、酷刑,都是真实存在的。

无论政治罪犯、刑事罪犯,还是民间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只要认为有必要,锦衣卫都可以出兵抓捕归案。一旦被关进了诏狱,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大明帝国明明拥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居然还发明了锦衣卫这样的超级司法组织。这是明朝的特色,也是它不作不死的地方。

锦衣卫的存在,说明连皇帝自己都不尊重法律,如何去要求底下的臣民?

一个不受监管的强势部门,很难保持公正廉明,时不时就会弄出点冤假错案。

嘉靖年间,有个十六岁少女叫李玉英,父母早逝,继母为了霸占家产,害死玉英的弟弟,还诬陷她写淫诗,买通锦衣卫把她关进牢狱,判了死刑。

玉英不服,找机会写了份文采飞扬、真切感人的诉状,让自己十岁的小妹跪在通政司(相当于国家信访办)门外喊冤。通政司官员看了诉状后很受震动,赶紧呈交给嘉靖皇帝。

嘉靖觉得案情蹊跷,把都察院、大理寺、刑部的官员都叫了过来,要求彻查此案。经过三司会审,李玉英所诉均为事实,嘉靖皇帝亲自批写判词,还了她一个清白。

这件案子不但显露了锦衣卫诏狱中大量冤情的冰山一角,还告诉我们:学好语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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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随明朝诞生而诞生,随明朝灭亡而灭亡。但它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在皇帝面前,它还有别的竞争者。

朱元璋在位时,鉴于历史上宦官乱政的教训实在太多,所以严禁太监接触朝政。可他儿子朱棣是靠谋反上位的,锦衣卫是建文帝那边的人,太监才是自己的心腹和功臣。所以朱棣把老爹的教导扔到一边,创立了东厂,由心腹太监掌管,跟锦衣卫一样负责侦查和审讯。

因此,东厂是皇帝特意扶持起来与锦衣卫争权的,成立之后,势头一度压过了锦衣卫。

到了明宪宗时期,嫌东厂不够给力,又让宦官汪直成立了西厂,比东厂更有权势。明武宗时,大太监刘瑾又成立了内行厂,监察的范围甚至包括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

曾经不可一世的锦衣卫,便成了太监们的脚底泥。有的锦衣卫为了自保,甚至甘愿充当太监们的爪牙。

一卫三厂,轮番折腾。大明王朝真是在作死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迫使锦衣卫开始反省自己,寻求新的突破。

他们觉得,跟厂里那些身心残缺的太监相比,锦衣卫的公众形象应该更光辉一些才对。

然而行恶容易行善难,毁名声容易树名声难。锦衣卫在明朝初期几次屠杀功臣的大案中,给人留下残暴、冷血、挑拨事非的印象,哪有那么容易改变?

难归难,锦衣卫毕竟是个庞大的组织,上万人的队伍中,总有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试图扭转世人对锦衣卫的坏印象。

不是每个锦衣卫都是冷血动物,不是每个指挥史都是皇帝的应声虫。

比如正统年间的锦衣卫袁彬,在“土木堡之变”中忠心保护明英宗,跟随他来到塞外严寒地区当俘虏,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替他出谋划策,最终得以回归故国。

弘治、正德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牟斌,为人宽厚,以君子态度对待被关押在诏狱中的罪犯,以致得罪了宦官刘瑾,被太监们用严刑酷法折磨致死。

还有嘉靖年间的锦衣卫指挥史王佐,想方设法替建昌伯张延龄洗刷冤情,以至于心力交瘁,死在任上。

另一位指挥史陆柄,虽然贪污受贿、生活奢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义,从不陷害一人,还在牵连众多的大案中尽力保全那些无辜的人。

明朝的皇帝们并非个个都像朱元璋那样多疑残暴,建文帝、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都是提倡以“仁政”治国的君主,也动过取缔锦衣卫的念头。

但因为有袁彬、牟斌、王佐、陆柄这些比较公正、厚道的指挥使,既能忠诚高效地替皇帝办事,又能促进国家正常运转,所以,没有哪个皇帝能够下决心舍弃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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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是一把双刃剑。

通过它,皇帝可以多快好省地实现自己的意图,执行自己的决策,也可以制约那帮裙带关系严重的官僚,使他们有所顾虑。

但是,正因为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受任何部门、任何制度的约束,为善为恶全靠自觉,一旦皇帝或者指挥使本人出现问题,锦衣卫就容易沦为杀人工具。

对于明朝自己来说,厂卫制度积重难返,越改越烂。但明朝的一个宿敌却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警示在心里。

这个宿敌,就是满清。

清兵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都很善于听取汉臣的意见,尤其注意吸取明朝衰亡的各种教训。

其中一条就是废除特务组织,把锦衣卫打回了原形,变成只负责皇帝出行仪仗的銮仪卫。

然而几十年后,雍正皇帝又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粘杆处”,专门负责刺探情报、监视政敌。这个组织也被民间称为“血滴子”。

可见,有需求就有市场。对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不够自信,才是锦衣卫、东厂、粘杆处这类组织产生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