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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首辅: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

内阁首辅,即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在明代,“首辅”是对内阁大学士(少数以翰林学士入直内阁)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称,与内阁”次辅“、”群辅“相对,一说大致产生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始自李贤;另有从明仁宗时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的杨士奇起算、从明成祖创建内阁时起算、从明世宗在位期间起算等说法。

内阁首辅并无明文规定,而是政治实践的产物。嘉靖、隆庆与万历初年,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之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拟权,次辅不敢与之抗衡。在内阁之外,内阁首辅也已成为文臣之首,并能有力地影响六部,其中张居正还尝试通过考成法以使对六部的控制得到制度化。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权力趋于衰落。

对于内阁首辅的性质和地位,存在“顾问”、“宰相”、“开府之书记”、“辅相”等多种说法,当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并非宰相。严格意义上,在明代内阁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强调内阁大学士职权差别的时代,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唐宋学士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始创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的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多是作为荣誉衔,无实际职责,与宰相不一定重合。

内阁初建

明朝建立之初设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亲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务繁重,朱元璋独自处理,也感到力不从心,遂先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后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为皇帝顾问。这些官员作为很小,与前代宰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他也从翰林院中临时启用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朱棣篡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内阁中的官员一般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作为官职名,但该“大学士”仅作为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员,品级不过五品,其下不设置新官署,职权受到限制,其性质也仍属“顾问”。然而,阁臣们凭借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决策仍有重要影响力。洪熙、宣德年间,多人内阁逐渐简为“三杨”辅政,而阁臣官阶、内阁权力都开始快速上升。

阁臣分化

内阁首辅并非由制度规定在内阁中设置的职位,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其产生源于内阁“辅臣”(一般情况下即内阁大学士)位次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职权、地位的不同。

在永乐年间,七人内阁组成之初,成祖对内阁有所命令,就会说“解缙等”;解缙被贬滴后,就改说“胡广等”。宣德、正统时,阁臣论事,经常是以杨士奇领衔,罗汝敬称其为“四朝耆臣,二圣元辅”(《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贞在追述史事时,也将杨士奇称为内阁首辅。但这个时侯,各位阁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议事,首次尚无明显区分。

正统年间,“三杨”与新入阁的陈循等人差距凸现出来。章奏票拟的机务原由“三杨”主掌,陈循等在三杨中仅剩杨溥一人的情况下,经过礼部奏请,才得以参预其中。这被赵翼认为是阁臣间职权不等的一条例证。

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逝,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间的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