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事件争议的地方在哪里 事件的影响是什么

事件争议

政府封锁消息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其实这是错误的，当局并没有禁止报道饥荒。

但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未中断，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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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

蒋介石不许报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第三份史料，是19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但是蒋介石早在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就已经从河南军方了解到灾情，说蒋不许报灾不符合史实。

白修德报道后政府被迫救灾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之前，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白修德为了抹黑国民政府，伪造了历史。

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甩给日本河南省政府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

日军救济灾民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出现在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中，但延津1938年就沦陷了，1943年，日军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汤恩伯部被农民袭击缴械

有明确记载的国民党军受暴民袭击事件有数起，但是未被缴械，有一起被袭击损失最大且被抢去枪械的事件是土匪上官子平部，该部同样袭击八路军。

事件影响

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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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