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酒文化为何如此繁荣？与民族融合之间有何关系？

酒文化是指酒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接下来知秀网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唐朝酒文化在继承了前人丰硕成果基础之上，对其充实演变，使其更具有时代特色。酒业蓬勃发展是唐朝酒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唐酿酒行业主要包括官酿、坊酿，酒业发展如此繁荣，其背后必然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交往

1. 宴饮促使民族同盟

史实证明，有许多国家愿内属于唐，受唐册封、与唐合作，这与大唐执行较好的外交政策有关。

《回鹘传》载：公元630年，太宗皇帝于祕殿宴请数千位回鹘人，为了让所有的回鹘人都能饮到此酒，便在大殿之前筑高台，把朱提瓶放在高台之上，瓶中之酒自左侧底部灌入其中，埋于瓶底、专门输送酒液的“管道”，输送到席间各处。

此“管道”大部分的管身被埋在地下，地表之上看不出任何异样。通过“管道”不断输送美酒至回鹘部众，听着“十部乐”，欣赏着歌舞，畅饮着美酒，好不享受。群人宴饮结束之后，发现朱提瓶之中酒水尚有大半，回鹘部为之惊叹。

该宴会的最终结果是使得回鹘归顺大唐，与唐朝结“叔侄之好”，两国多年保持着和平无战事的民族关系。此宴会上所使用的饮酒方式，理念类似于现在的“自来水”，唐代用这种“潜泉浮酒”的新奇饮酒方式举办大型宴会、招待人数众多的酒宴，是再适合不过的妙招。

太宗见效果不错，便在公元648年又用此法在天成殿宴请铁勒部众数十人，其部众私下还相互讨论：“天子赐我曹此瓶，还部落中倾之，岂不尝是酒也。”此次宴会是铁勒部自愿请归大唐，致使唐朝北方边境多年来都维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

唐皇帝用此法宴饮众人，让部族众人享受大唐的礼遇恩惠，其对待民族之态度，使得各部族均心悦臣服地归顺大唐，这与唐朝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

此外，民间也用类似的办法招待“胡人”，《拾遗录》中载：石虎在大武殿前建了一座高四十丈的楼，“结珠为帘”，其帘悬有铜龙，铜龙龙腹为空心，可以装酒数百斛。由于铜龙是自下而上悬于整个楼层，故可以让居于楼上的“胡人”直接饮到美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场面壮观，谓之黏雨台，此种着实是极为便利实用的饮酒之法。

唐朝使者与吐蕃议盟时，吐蕃臣子论悉答热招待他们。除了乐曲之外，又有歌舞表演，其中表演者有数百位都是华人。这便是当时宴会上的实际情形。席间，双方详细地商讨了结盟事宜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侧重点，觥筹交错间巧妙地达成了协议，此时酒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促进共识”。宴会结束之后，便开始了正式的结盟仪式。

2.稳定藩臣

除了与吐蕃结盟外，大唐统治者还会采取“此消彼长”的政治手段，与突厥结盟来遏制其他强大的民族势力。阿史那思摩乃突厥人，在突厥内部发生动乱之际，不仅于唐朝境内避难，后还受唐皇帝赏识而被授予官职，效命于大唐。

时值北部薛延陀势力日渐强大，对唐朝边境统治产生威胁，于是太宗便想出支持思摩于北部旧处重建突厥部，进而起到遏制薛延陀并监视其发展动向的办法。阿史那思摩临危受命，将要回突厥故土任新一届可汗时，皇帝为他设宴践行，席间，皇帝对思摩言道：“即使是朕疆域统治下的一草一木，朕都爱惜不已，更何况是朕器重的部下呢?”

这句话意在宽慰思摩，虽然突厥旧部与薛延陀势力不能相提并论，但唐朝会做思摩强大的后盾，必要时将会以兵问罪，其中“恩赏”之意不明而喻;同时，皇帝也暗示了唐朝对他的帮助是有政治前提的，那便是“我养尔部人”，字里行间暗示了思摩乃是在大唐帮助之下成为突厥可汗，日后突厥便是唐朝的附属之地，要归辖于唐朝。

接着又说道：“你的双亲都葬于黄河北，如果他们知道你重归故土，恢复旧国，一定深感欣慰，所以朕特设此宴为你送行。”此话意在宽慰思摩、让思摩放心回突厥做可汗，思摩对皇帝此言此行感动不已，向皇帝举觞敬酒，并承诺“子孙世世事唐”，于此，皇帝此宴饮的目的便达到了拉拢新民族势力，抵抗势力强大的薛延陀部族，为唐朝边疆的稳固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思摩的“酒”也发挥了承诺性的作用，最终达成共识，思摩“拜受册”，唐朝与突厥成功联合共同抵抗薛延陀，薛延陀因此遭受大唐沉重的打击，致使唐朝北部边境保持多年安定局面。二、酒促进民族间粮食流通

二、“胡人”饮食结构的变化

1.酒类贸易

唐人所酿之酒大部分是需要曲蘖的，每年三月份耕种，九月份就可以粮食收成。农民们不仅种植农作物，还用其磨粉酿酒，可知粮食产量不低。

同时，农作物是三月种九月收，隐含之意是他们所种的一年二季的农作物，如此更能增加粮食的收成产量。据史料记载，回纥人嗜酒，但不做酒，他们日常饮酒只能仰靠从唐朝输入。

回纥是由铁勒部落组成的，所以为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酒水自酿问题，铁勒部请求唐皇帝给予政策上、经济上的支持与援助，以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于是太宗除“令外厨给酒肴”于铁勒部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外，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帮助铁勒部共同出谋划策，根据他们生产生活的方式，所建之处需具有依山傍水的优势，此外还建立了68所驿站，“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

更甚者，还取消了每年需要向大唐上缴的赋税，只需每年朝贡貂皮便可。吐蕃作为唐朝强大的民族，其统治的敦煌地区按照自身统治政策对该地区酒户、官坊、寺院所需用酒进行管理，由当地仓曹负责发放一定数量的粮食和酒曲来造酒，每年所消耗一定数量的粮食，都需要经过审查批准才可以用来酿酒，可见所耗费粮食数量之大。

2.宣宗中兴

由于吐蕃气候条件、地理环境恶劣，粮食收入极不稳定，于是吐蕃每年都会在麦熟之季来唐边境抢夺百姓粮食，边境百姓称此处为“吐蕃麦庄”。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了河西等部分地区，宣宗皇帝最终以“边耕边战”的形式收回了被占领的地区，重振大国雄威，这便是发生在晚唐时期著名历史事件——“河陇归地”。

“兵欲垦田，与民同”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解甲归田的情形，原因就在于：吐蕃身为北方民族，“少耕获”、“物产寡薄”，其统治之下的生产方式自然以游牧为主，相对种植粮食较少。

三、酒俗推动社会“胡风”

1.女子陪酒的社会习俗

女子陪酒是唐代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北里志》记载：在京城，从事陪酒职业的女子被称为“饮妓”，她们大多是隶属官府管辖的。凡是遇到官家宴饮、需要出行之时，均需要提供相关的“通行证”，方能自由进出。

这些饮妓，均有一定的学识，她们既然能陪酒，歌舞一定是略知一二的。通过《北里志》中的描述，可以发现，饮妓与教坊中的歌舞伎相类似。逐渐地，陪酒的女子便不再因“妓”与“伎”的不同而刻意区别开来。不管是“陪酒女子”还是歌伎，实际上都是佐酒的且会歌舞表演的女子。

唐代有名的宫廷乐舞，分别是立部伎和坐部伎，她们常在皇帝设酺宴之时鼓吹雅乐，安禄山“见而悦之”，便在攻克长安时，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至洛阳。这其中的“伎”也隶属于朝廷，由太常管辖，能入太常之伎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不仅传授她们雅俗之乐，还“给赐其家”。

“伎”是指以歌舞为生的女子，而“胡伎”指的就是专以歌舞为职业的“胡人”女子。“胡伎”的职业性质比较偏向于文化艺术性，即使到了明代，“胡伎”在朝廷也是有编制的庶职。戏曲《二进宫》中提到“入宫后，尝列胡伎二部夹阁迎奏。”杜牧诗中所言的“商女”，实际上就是以卖唱为生的歌伎。

2.“胡乐”与“胡舞”

由于社会存在女子陪酒的风气，所以不论是专职歌舞的“伎”，还是卖身的“妓”，还是容貌绝美的“姬”，她们在古代社会抛头露面，多见于酒宴之中，故而对音乐、歌舞都有所接触。

同时，由于她们的职业关系，对歌舞的敏感度自然是强于常人的，所以她们这一群体的人对“胡乐”、“胡舞”的传播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乐舞，几乎都是西域传来的，受西域“胡人”文化的影响，故而称为“胡乐”、“胡舞”。元代元曲之中的般涉调，要追溯于唐代的“大曲”，而唐代的“大曲”是从西域龟兹传来的，受胡部乐的影响而成，如此推算之下，“胡乐”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

结语

酒作为一种物质，催发了当时文人墨客的诗兴，而他们又通过诗词来描述酒，使得酒文化能够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可以说是唐诗酝酿出的酒文化。加之酒业发展迅速，酒文化便逐渐融入人们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