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司起义：破产法问题放大的结果
一部美国破产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的美国史。美国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少不了破产法的影子。甚至有的事件，本身就是破产法问题放大的结果，比如赫赫有名的谢司起义。
我想到这一点，是受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的启发。按照比尔德的观点，美国1787年的宪法，更多是经济利益的产物，参与制宪的先贤们则是美国宪法的主要受益者。而按照比尔德的提示，1786年发生在马萨诸塞邦的谢司起义，正是债务人阶层改变自身状况的武力斗争。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既是独立革命的发源地，也是重灾区。马萨诸塞为独立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军力、财力，邦债和邦联债等公债加起来高达1500万美元之巨，而当时美国全部内外债加起来才不过4200万美元，马萨诸塞占了近一半。这些负担，最终都转嫁在只有38万人口的马萨诸塞邦的人民头上。由此，导致战后数年间，马萨诸塞邦邦民税负极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人丁税一项就高达每人50美元，占去一般农民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马萨诸塞地理便利，1785年农业丰收，但由于缺乏国外市场而腐烂浪费，再加上大陆券和旧纸币的作废，民不聊生，大量居民不得不或者举债度日，或者以低于三分之一以上的价值出售地产，或者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拘禁。据说仅1784年，不到5万人口的伍斯特县，就有多达2000件债务诉讼，而法院连一半都处理不完，各类律师、讼棍反而大肆盘剥，使得债务人阶层雪上加霜。
由于早期英国殖民的背景，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破产颇受英国破产法的影响。英国破产法发展源远流长，从1542年破产法开始，在数个世纪的进化中，才形成了一些现代破产法的支柱。当时英国破产法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破产法只适用于商人，主要目的在于在债权人之间等比例分配债务人的财产，因此，债务人如果尽可能合作，尤其是尽可能提高偿付比例，那么经过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同意，不仅可以免除剩余的债务，甚至还能从破产财产中获得一定的津贴;但如果债务人不配合，尤其是涉及欺诈性破产，那债务人就不得不接受最高刑罚为死刑的刑事处置。第二，无力偿债法则适用于非商人，债务人将被投入监狱，直至其还清债务为止。
包括马萨诸塞在内，北美各殖民地的破产法，正是以英国破产法为蓝本，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作了个性化的改造。马萨诸塞在1757年通过了一部破产法，规定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可以针对商人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程序结束后，如果占绝大部分债权额且绝大部分债权人同意，债务人随后即可被免除剩余债务。马萨诸塞的破产法允许债务人在清算并向所有债权人分配其财产后，从监狱中获释。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清算并向债权人分配其财产，马萨诸塞的债务人们只能在监狱里望穿秋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这项法律，在1758年被英国当局拒绝批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当地的约束力。
鉴于民不聊生，大约从1782年开始，马萨诸塞邦人民即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当局，要求延长还债期限、降低税负、发行新币，到1786年时不得不通过公开请愿，来呼吁当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破产潮的蔓延。有一份5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写道：“在战争末期，出于牢固地保证和促进我们的人民的自由之热望，我们毫无怨言地向我们的国家提供了一切要求与我们的援助和支持……但是我们恳请你们注意，在最短期间，如果您们还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保障人民生活，我们一半居民就要破产了。”
1786年夏天，马萨诸塞邦议会开会，但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邦议会并未回应民众的呼吁。到了8月份，1500多名农民手持简易武器，来到北安普敦，迫使县法院停止审理与债务有关的案件。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他县如伍斯特、米德尔谢克斯等县民众纷纷跟进，将起义的矛头对准审理债务案件的当地法院。按照预定议程，马萨诸塞邦最高法院将在9月底开庭。起义者们决定全力以赴，阻止在下次选举前继续开庭审理债务案件。
9月26日，退伍军人丹尼尔·谢司率领民众，在斯普林菲尔德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者们高呼，“消灭一切债务的时刻已经到来!”，极大鼓舞了其他邦苦不堪言的债务人阶层，马萨诸塞也接二连三涌现出了其他几支起义军，颇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氛围。
然而，随着1786年严冬的到来，谢司和他的支持者们失尽天时，举步维艰。尤其是11月底另一支起义军遭到当局突袭，领袖沙土克被捕，起义军群龙无首，很快星散。谢司收编沙土克旧部，整编训练，最后在1786年12月底围攻了伍斯特法院，还冲进当地监狱，释放了大批因负债而遭到监禁的穷人。当局亦未作壁上观，在当地实业界的大力支持下，组建军队，采取各种手段镇压这一行为。
民意汹涌，而镇压残暴。由于当局及利益集团的联合打压，谢司义军于1787年2月4日被打散，而其他起义亦于1787年2月26正式宣告结束。
1787年5月25日，美国各邦代表齐聚费城，打着修订《邦联条例》的旗号来起草宪法。这一天，距离谢司起义的落幕不到100天。只是，按照比尔德的说法，那些邦代表基本都来自于债权人阶层，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远甚于对债务人窘境的关注;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尽管最终“破产条款”入宪，但破产问题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并未刷出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