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们都是如何应对“恐怖分子”的 唐朝“皆斩”宋代杖毙
唐朝没有与现代社会相同的恐怖犯罪和反恐法制。可是，当时也有类似的恐怖犯罪，而唐律中也有打击此类犯罪的规定。总归起来，此类犯罪行为主要是：劫持人质、用毒药害人、车马杀伤人、向城内射箭、散布恐怖言论、决堤防和纵火等。这些行为都从不同角度造成恐怖气氛，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全。由此而言，唐律把其规定在律中作为打击对象，具有“反恐”的意义。
唐律用刑罚打击此类犯罪的过程中，则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罪刑亦会有所轻重。其中，用刑最重的即是唐律中的最高刑“斩”刑。贼盗律的“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劫持人质者，“皆斩”。仅次于斩刑的是绞刑。贼盗律的“以毒药药人”条规定，用鸠毒、冶葛、附事等毒药害人的，害人者与卖毒药者都要被处以“绞”刑。同时，相同的犯罪行为用刑亦会有所区别，即随着其危害程度的加大，用刑也随之加重，最后至斩刑。杂律的“烧官府私家舍宅”条规定，纵火烧毁官私房屋或财物的，要被“徒三年”;如果造成损失的价值达到绢五匹的，要被“流二千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唐律的制订者已经意识到恐怖犯罪对社会和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他们对“反恐”的重视和决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和避免恐怖犯罪的出现，唐律还采取了一些相关的“反恐”措施。这些措施也以律文的形式加以规范，强制执行，以确保得到落实。不按律执行的，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刑罚的制裁。这种措施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实行门禁和宵禁。唐律设立门禁，把宫殿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违法进入宫殿的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卫禁律的“阑入宫殿门及上阁”条规定，违反门禁规定而入宫门的，要被“徒二年”;进入殿门的，徒二年半;进入阁内的，绞;携带武器到“御在所者，斩。”另外，唐律还规定有宵禁，夜间除有急事、丧事及疾病等特殊情况外，人们不可外出，否则要被处罚。
第二类是禁止拥有、私造违禁武器。唐律把甲、弩、矛、具装等都列入违禁武器，“私家不合有”。“私有禁兵器”条规定，如果私家拥有了，就要被“徒一年半”;拥有的数量多了，达到甲三领及弩五张的，就要被绞;如果是私造这类违禁武器的，用刑还要加重，最高可达斩刑。这一规定可以在恐怖犯罪的犯罪工具方面进行防范，减少恐怖分子得到这类工具的机会。
第三类是举报恐怖犯罪。一旦在居住地发生恐怖犯罪，被害人家庭和邻居便有义务向乡村基层组织负责人举报;他们接报后，还要级级上报到官府，不可隐瞒不报;否则，都要受到处罚。斗讼律的“强盗杀人不告主司”条规定，出现杀人等恐怖犯罪后，“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主司接报后，马上要向上级报告;不告的都要按耽搁一天被“杖六十”来量刑。这样，可以迅速掌握恐怖活动的动向，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控制和打击。
第四类涉及“反恐”行动。唐律在出现劫持人质、杀人、纵火等恐怖犯罪情况时，周围的相关人员即应投入“反恐”行动，开展“反恐”斗争。否则，也要被刑法所追究。贼盗律的“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在劫持人质现场所在地的村正以上人员和周围邻居，一旦发现有劫持人质的犯罪出现，就应立即把劫持犯罪人抓获，否则要被“徒二年”。捕亡律的“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规定，知道邻居有被杀等恐怖行为的，应采取报告和救助措施。如果“告而不救助”或者“闻而不救助”的，要被分别处以杖一百或者杖九十的刑罚。
唐律的这些内容，除了总结前人的立法经验、借鉴前人的立法成果外，很重要的一点与唐朝前期高层的“人本指导思想”有关。他们认为，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的作用要受重视，因为人民即可载舟，也可覆舟。《贞观政要》中多次提到要“以人为本”，唐太宗也励精图治。“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大布恩德。”恐怖犯罪对人民的人身和财产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维护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出发，用法律来打击恐怖犯罪便势在必行了。从这种意义上讲，唐律中“反恐”内容的出现，有其社会的必然性。
唐律颁行以后，唐朝前期的适用情况比较理想，恐怖犯罪也得到有效扼制，其重要标志是整个社会的治安情况良好，被处以重刑者很少。比如，唐太宗贞观初年，国家中已是“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以后，情况进一步好转，“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至贞观四年时“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故史称其为“贞观之治”，名副其实。
唐律中的“反恐”内容为后世封建朝代的立法者所重视，沿革不断。宋刑统全面接受唐律有关“反恐”的规定，并作了调整和补充，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把唐律律条的内容调整为“门”的内容。唐律不设“门”，律下就是条。宋刑统则在律下设门，共213门，门下再设条。其次，把唐律中的有些律条内容归并在一个门中。同在杂律中，宋刑统把唐律中有关走车马伤杀人、用箭和弹射伤杀人的内容都归入“走车马伤杀人”门，在唐律中则分为两条律条。最后，附以“敕”和“起请”等内容。宋刑统在律条后附上自唐开元二年至建隆三年间的敕令和一些“起请”，其中也包括有“反恐”的规定，唐律则无。杂律的“失火”门中就附有这种敕令和“起请”。敕令规定，如因复仇等原因放火，而且“情状巨蠹，推问得实”，就要处以死刑，即“决痛杖一顿处死。”“起请”进一步规定，今后有故烧人屋舍、财物聚集处的，“首处死，随从者决脊杖二十。”这样，宋刑统中“反恐”的内容便比唐律的更丰富了。
大明律在继承唐律“反恐”内容的同时，也有变化，主要是用刑加重。比如，同是故意决堤防的，唐律规定为“徒三年”;大明律则在刑律的“盗决河防”条中加重了用刑，规定要“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的律典结构与唐律、宋刑统和大明律都有差异，主要是在律条后附有例条。它一方面大量吸收大明律中“反恐”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用例条来补充律条的内容。刑律的“车马杀伤人”条在引用了律文后，还附有例条。此例条规定，除了按律条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外，还要把“所骑之马给予被撞之人”;如果被撞之人死亡的，那么“其马入官”。
可见，尽管有变化，唐律中的“反恐”内容仍大量为唐后封建朝代的立法所吸收，以致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期中都有成熟的“反恐”规定，以应对恐怖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发展。(来源：法制日报王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