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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公安三袁指的是那三人?“公安”文学流派的文学主张是什么

公安三袁(又称三袁)是指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兄弟,他们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长安里(今中国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人物关系

老大:袁宗道 老二:袁宏道 老三:袁中道

人物传说

明朝时,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爱,而且他们从个个聪明机敏。但他们从小不自持聪明,打小便勤奋好学,对人更是彬彬有礼,深受乡里喜爱。教书先生们都觉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学兼优的可造之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

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兄弟三人变得更加刻苦,对老师越发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负了老师们的苦心。老师们瞧在眼里,乐在心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兄弟三人都长成了大人,各自学有所成。先生们觉得:再没什么可教他们了。一天,先生们把三兄弟叫到面前,点着头逐个看了一番,有点恋恋不舍的说:“是时候了,凭你们现在的学识,考进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老师虽然舍不得你们,但不能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读十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然而这时,三兄弟不由得想起那些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三兄弟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一拜再拜,很久才缓缓的离去。

不久,喜讯就传回乡里。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进士。袁家一收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腾了,决定设盛宴庆贺。一切就绪,只等三兄弟回来,但左等右等总不见人,终于,兄弟们都回来了,连老师们也来了。原来,三兄弟约好直接赶到老师们家中,接老师们回来庆贺。

但此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闷气呢,他叫刘福锦,是老三的启蒙老师,由于时间太久,所以袁家对他印象不深,这次宴请,竟将他忘掉了。刘福锦见袁家请客没有请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借机挖苦他,他实在忍不住,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高塔入云有一层”这句话,寄给老三,意思是提醒他,有了今天的成就可别忘记了老师。老三打开一看,恍然大悟,连说:“失礼了,失礼了。”又急忙去找两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专门请刘福锦先生一次,并重邀所有的师长、长辈作陪。

在送给刘福锦先生的请贴上,老三就刘老师的原话作了一首诗:“高塔入云有一层,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为师终生父,谨请先生谅晚生。”委蜿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轿子,去刘福锦先生家接他,刘先生假装还生气,不肯上轿。老大和老二在家得知此事,连忙步行赶到刘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请。这一来刘福锦先生大为感动,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轿前去赴宴。

酒席上,师生们共叙往事,开怀畅饮,三兄弟对老师们一拜再拜,老师们满面红光,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三兄弟连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