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比利斯事件详细经过是怎样的？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开端
1988年11月，第比利斯的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
据雷日科夫说，格鲁吉亚局势后来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季阿什维里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在他领导的格鲁吉亚反腐败斗争中，牵涉到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等，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
这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
导火索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爆发，其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一些格鲁吉亚人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格鲁吉亚人对阿布哈兹人的愿望极其不满，从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
但后来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分离主义，转向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提出了“格鲁吉亚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等口号，且规模愈来愈大，几千人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面对群众性集会，格鲁吉亚领导人显然没有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向集会者发表讲话，但无人理睬，反对派领导人要求格鲁吉亚独立，要求与中央直接对话。
应对措施
在这种背景下，格鲁吉亚领导人倾向于用强力手段驱散集会者。
1989年4月7日，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电苏共中央，请求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第1、2、4条请求批准。”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主持(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伦敦访问)。
会议没有作记录，建议“必要时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并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但据雷日科夫说，会议决定必须给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内务部、国防部的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但要求谨慎使用兵力。随后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被调往第比利斯。据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
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点50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队，总人数2000余人。”当天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但没有得到两位将军的同意，理由是部队数量不足。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当天晚上11时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并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鲁吉亚。次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作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会议期间收到了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在这份报告里，帕季阿什维里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如“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举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鲁吉亚人集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集会者宣布绝食。
但他又指出，总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仍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的工人战斗队，参加者共4685人。他们与内务部及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不需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前往第比利斯。
8日傍晚，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发布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军事服务人员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唯一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次日，“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于是苏联内务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部队的任务是：“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命令同时规定，禁止对妇女、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和使用水龙头喷射。
悲剧事件发生在9日凌晨。据帕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部队“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送入医院)”。但同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却说：“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 [1] 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不过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当时使用的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在这一事件中共有251人就医，183人住院，其中有189名是军人;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
事件后果
从第比利斯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这种群众集会，肯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自然不会有好效果。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党政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说，自己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却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1989年4月12日，格鲁吉亚的广播和电视发表了戈尔巴乔夫的《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除了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表示相信格鲁吉亚人民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1989年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问题并造成伤亡，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对此，苏联领导人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该事件时曾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解冲突，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没有决定使用武力，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同意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的。雷日科夫认为，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
该事件还使国家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当代表们指责军队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勇气站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集会的组织者也没有受到处罚。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策图里扬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