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萨斯的反叛：美墨战争的导火索
得克萨斯的反叛 第一块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定居的墨西哥领土是得克萨斯。墨西哥独立时，得克萨斯境内具有西班牙人血统的非印第安人(Tejanos)只有2000人。为了开发这一地区，墨西哥政府接受了出生于康涅迪格的农场主摩西·奥斯汀(Moses Austin)提出的建议：接受美国人来此地居住和开发。1820年，奥斯汀得到了一大笔土地赠予。他随后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斯蒂芬继续实施这项计划。他将土地分成小块，以每亩12美分的价格卖给从美国来的定居者。1830年，该地区的美国定居者人口达到了7000人，大大超过了西裔非印第安人的人数。
墨西哥政府开始为自己对这一地区控制权的减弱感到担心，于1830年废止了既存的土地赠予条款，并禁止美国移民进入该地区。在斯蒂芬·奥斯汀的领导下，美国定居者要求从墨西哥政府那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当地的西裔非印第安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美国人的队伍中来。这些人多为牧场主和大农场主，他们对伴随定居者而来的经济繁荣表示欢迎，并与美国商人一起组成了经济上的联盟。奴隶制问题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当地政府却允许美国定居者将奴隶带入得克萨斯。1835年，墨西哥统治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将军(General Antonia Lopez de Santa Anna)派出一支军队，前来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威，一个地方委员会抨击他的做法是“把自由赋予给我们的奴隶，把我们变成了奴隶”。
图 美墨战争行军路线
桑塔·安纳军队的出现引发了得克萨斯的一场混乱的反叛。反叛者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该政府很快提出了得克萨斯独立的口号。1836年3月13日，桑塔·安纳的军队对阿拉莫——位于圣安东尼奥的一个传教士据点——发动了攻击，杀死了包围据点的187名美国人和西裔非印第安人。“记住阿拉莫”于是成为了得克萨斯人的战斗口号。4月，由前田纳西州长山姆·休士顿(Sam Houston)带领的军队在圣哈辛托战役(Battle of San Jacinto)中打败桑塔·安纳的军队，强迫他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休士顿很快当选为得克萨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837年，得克萨斯国会提出要与美国合并。安德鲁·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总统却担心，在联邦中加入另外一个蓄奴州，定会引发新的政治争执，所以两人都将这一要求搁置不理。美国定居者却继续大量涌入这一地区，许多奴隶主占据了当地最肥沃的土地。至1845年，得克萨斯的人口已经达到15万人。
1844年美国总统选举
兼并得克萨斯的问题一直被束之高阁，直到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任职期间它才得以重新提出;泰勒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挽救他失败的政府，并为自己赢得1844年总统大选提名争取南部的支持。1844年4月，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的一封信被泄露给了报纸。卡尔霍恩是泰勒任命的，他的信将兼并得克萨斯与增强奴隶制在美国的影响力直接联系起来。一些南部领袖人物甚至希望把得克萨斯划分成几个州，以增加南部在国会的代表权。当月晚些时间，亨利·克莱和范布伦在肯塔基州克莱的农场见面。两人分别是辉格党和民主党预期中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美国政党体制中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两人同意分别发表公开信，反对立即兼并得克萨斯的行动，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会挑起与墨西哥的战争。显然，克莱和范布伦仍在使用传统的方式来面对奴隶制问题——即企图将这个问题排除在全国政治之外。
克莱按计划得到了辉格党的提名，但对于范布伦来说，公开信却如同一场灾难。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些倾向于兼并得克萨斯的南部人抛弃了范布伦的计划，他也因此而未能得到提名所需的2/3多数的同意。代表们于是转向支持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前田纳西州州长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波尔克的主要可取之处在于他对兼并的支持和他与安德鲁·杰克逊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杰克逊在当时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民主党领袖。与他之前几乎所有的总统一样，波尔克也是一个奴隶主。他在田纳西和密西西比都拥有大片的棉花种植园，那里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儿童奴隶中仅有一半的人可以活过15岁，成年奴隶则大批的逃跑。为了安抚因拒绝范布伦的提名而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北部民主党人，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提出，不仅要“再次兼并”得克萨斯(意即得克萨斯是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的一部分，等于历史上曾经属于过美国)，而且还要“再次占领”整个俄勒冈地区。“要么五十四度四十分，要么开战”——即美国要控制俄勒冈地区内直到美国北部北纬54°40′的边界——成为了一句时髦的竞选口号。然而，北部民主党人中的范布伦派将南部的行径视为一种出卖，并因此怀恨在心。他们的仇恨在未来几年中将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政治。
波尔克是总统大选历史上的第一位“黑马”候选人——即他的候选人提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年秋季，他在一场实力极为接近的竞选中击败了克莱。波尔克所得民选票的多数少于2%。如果不是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再次参选的詹姆斯·伯尼从纽约州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手中赢得了16000票，克莱将赢得这次选举。1845年3月，在波尔克就职的几天之前，国会宣布，得克萨斯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通向战争之路
虽然詹姆斯·波尔克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但他走马上任就任总统时，却带着一整套定义非常清楚的目标：降低关税，恢复独立财政体制，解决关于俄勒冈拥有权的争端，将加利福尼亚纳入到美国的版图中来。国会很快针对前两个目标进行了立法，第三个目标通过一项与英国签订的协定而得以实现，该协定将俄勒冈地区在北纬49°处一分为二。许多北部人对这个妥协非常失望，把它看成是波尔克对自己竞选承诺——即决不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放弃俄勒冈的任何一部分——的背叛。但是，总统保住了他的主要目标，获得了威廉特流域和极为壮观的皮吉特海湾。
获取加利福尼亚则显得更为棘手。波尔克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墨西哥去商谈购买这一地区，但墨西哥政府拒绝谈判。1846年春季，波尔克已经开始计划采取军事行动。4月，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指挥的美国军队已经进入到努埃西斯河(Nueces River)和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处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的边界上，两国政府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这一行动使美国与墨西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军事冲突。战争打响之后，波尔克声称墨西哥人“把鲜血撒在了美国的土地上”，他要求国会对墨西哥宣战。
美墨战争与它的批评者
美墨战争是第一场主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的美国战争，也是第一场美国军队占领了外国首都的战争。在天定命运扩张主义思想的刺激下，大多数美国人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他们相信，如同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小说《白色的外套》(White-Jacket，1850)中所写到的，既然美国人“驾驭着[全人类的]自由方舟”，“对于世界来说……民族的自私自利是一桩无边无际的慈善事业”。然而在北部，却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少数派对战争表示了异议;他们担心，政府真正目的远不是所谓扩展“伟大的自由的帝国”，而是为奴隶制的扩张获取新的领土。曾在美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后来回忆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所发动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它标志着美国的行为开始变得像“欧洲的君主制国家”一样，而不像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应有的行为。1846年，亨利·戴维·梭罗拒绝纳税，以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他因此在马萨诸塞遭到监禁。在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时，梭罗写下了一篇重要论文“论公民不服从”(On Civil Disobedience)，这篇文章成为了像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后来主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的一个思想源泉。“当身处一个可以极不公正地拘捕任何人的政府之下时，”梭罗写道，“一个真正能够容纳正义者的地方也就是在监狱之中。”
美墨战争的批评者中也包括了1846年从伊利诺伊当选的国会众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同许多辉格党人一样，林肯对波尔克所称的墨西哥人在美国领土上造成了伤亡的说法表示怀疑;1847年，他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总统指出战争的首发流血事件发生的具体“位置”。与此同时，林肯对波尔克的美国有权侵入墨西哥的说法也深感不安。“如果允许总统在他认为有必要击退外来侵略时有权侵入外国，”他宣称道，“等于允许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如果今天他说他认为有必要进攻加拿大以阻止英国人对我们的入侵，你又如何能够制止他这样做呢?”林肯的立场在伊利诺伊是不受欢迎的。他原本答应只担任一届国会议员，即便如此，当民主党人在1848年重新夺回国会众议员席位时，许多人仍然将这个结果怪罪于他对战争的批评。然而他所提出的总统“任意发动战争”的权力问题将继续在20世纪和21世纪回响于美国政治之中。
在墨西哥的战斗
6万多名志愿入伍的人是战事的主要承担者。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展开。1846年6月，一群美国反叛者宣称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获得独立，并任命约翰·弗里蒙特(John C. Frémont)为领袖，弗里蒙特当时是在西部的一支小型科学考察队的领队。这些人的最终目标是将加利福尼亚合并到美国联邦之中，但在此刻，他们采用了一面印有一只大熊的旗帜来象征该地区的独立。一个月之后，美国海军开进了蒙特雷和旧金山海湾，升起了美国国旗，结束了“大熊旗共和国”的历史。几乎在同一时候，由斯蒂芬·卡尼(Stephen W. Kearney)指挥的1600名美国军队在未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圣菲，并接着向加利福尼亚的南部进军，在那里他们镇压了一场墨西哥人发起的反对美国统治的起义活动。
主要的战事发生在墨西哥中部地区。1847年2月，泰勒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Battle of Buena Vista)中击败了桑塔·安纳的军队。当墨西哥政府继续拒绝停火谈判时，波尔克命令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指挥的美国军队由陆路从维拉克鲁斯港(Vera Cruz)向墨西哥城进军。斯科特的军队击败了墨西哥的抵抗力量，于9月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1848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确认了得克萨斯的兼并，并将加利福尼亚以及现今的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和犹他州割让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则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这片后来被称作“墨西哥割地”的领土建立起了今日北美大陆除加兹登购买(Gadsden Purchase，1853年从墨西哥购买而来的一片领土)和1867年从俄罗斯获取的阿拉斯加之外的领土范围。
在许多的美国历史记忆中，美墨战争仅仅是一个脚注而已。与其他战争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建造多少歌颂这场战争的公共纪念碑。然而，墨西哥人却将这场战争(或者用墨西哥人话来说，是一场对墨西哥的“肢解”)看成是他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和墨西哥民族对美国始终抱有怨恨的原因之一，这种民族怨恨在战后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如墨西哥政府的谈判者在1848年指出的，一个国家因为邻国不愿将领土卖给自己，便发动战争，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做法。
种族与天定命运
美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获得了50万平方英里的墨西哥领土，相当于整个国家领土的1/3。这个曾在过去数个世纪是一个整体的地区被一分为二，家庭被分离，贸易通道被打断。在墨西哥割地上居住着7.5万到10万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还有人数超过15万的印第安人。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保证这一地区的“男性公民”享有“拥有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以及美国人所享有的“所有权利”——这是为了保护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大土地主的财产而制定的条款。对于印第安人来说，他们的家园和狩猎场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国领土，但条约只是把他们称之为“野蛮人部落”，并承诺要防止他们越过新的国界线对墨西哥发动越境式的偷袭。
天定命运的精神为种族优越的思想带来了新的鼓噪之声。19世纪40年代，领土扩张被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具有天生优越性的证明(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基本上依它的对立面而界定的：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天主教徒等)。“种族”，约翰·奥沙利文的《民主评论》宣称道，是“所有国家的历史以及所有帝国兴盛和衰落的关键”。
19世纪的“种族”概念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大杂烩，涉及肤色、文化、民族血统和宗教等内容。报纸杂志和学术研究等大肆宣扬，美国自由与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热爱自由的内在素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对得克萨斯的兼并和对墨西哥大片领土的征服被看成是文明、进步和自由战胜实施暴政的天主教会和天生无能的“杂交种族们”的辉煌例证。的确，一些扩张主义者曾经竭力鼓吹要兼并整个墨西哥，但这种鼓吹最终遭到失败，原因在于美国担心自己将无法同化一大批非白人的天主教人口，而这些人在美国白人看来是不配成为共和国公民的。
重新界定种族
将美国的种族制度强加于人，对于生活在新近获取领土上许多人来说，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得克萨斯的情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墨西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并宣布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克萨斯独立之后制定的宪法不仅保留了奴隶制，而且还剥夺了该地区印第安人和非洲裔居民的民事权利。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才能在当地购买土地，并彻底禁止自由黑人进入该地区。“每一项对自由人来说最重要的特权都被夺走了，”一位在得克萨斯居住的自由黑人这样抱怨道。
各地的环境对前墨西哥领土上的种族界定有所影响。得克萨斯将“西班牙裔”墨西哥人——尤其是那些拥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的人——界定为白人。居住在新墨西哥地区的墨西哥裔和印第安人长期以来被认为“太墨西哥化”而不配享有民主的自治政府。由于白人移民的人数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国会直到1912年才准允新墨西哥加入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