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之役中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对明朝有什么影响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土司杨应龙在播州正式发动叛乱，在云贵地区烧杀抢掠，时叛时降，出尔反尔。明朝政府多次对其进行招安无效，于万历二十七年末(1599)任命李化龙为四川巡抚，总督川、贵、湖广军务，对杨应龙进行征讨。

万历二十八年初(1600)，李化龙指挥二十余万明军，兵分八路，进攻播州。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十八日，各路明军会师于海龙囤，对杨应龙进行总攻。六月，刘铤破其城，杨应龙之子杨朝栋、其弟杨兆龙、妾田雌凤被擒，播州全境光复平定。

平播战争历时114天，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之力，耗银约二百余万两，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的各方各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播州之役对明朝对明朝的消极影响

(一)国力的巨大消耗。

明王朝对杨应龙的征伐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对明朝国力也产生了巨大消耗。明代大学士王家屏曾说：“(平播战争)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外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明末万历年间的三次大征伐战争时间上几乎是一脉相承，对国力的消耗更是不言而喻。明王朝为了维持这几场庞大的战争，转饷于半个天下，国家的财政日益枯竭，产生了严重困难。

明王朝的国库开支集中于太仓库、太仆寺和京通仓储三大库，在战争期间，这三大库的开支库存直接反映了明王朝国力的消耗。

明正统七年(1442)始置太仓库，又称太仓银库，俗称银库，掌管贮银。“各省所派剩麦米内库中棉丝绢布、马草、盐课之折银者，籍设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之援例上交者，皆由此库贮存。”可见太仓库为明中后期最重要之国库。神宗即位之后，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太仓库储备丰盈。而经过壬辰战争与播州之役后，库银所剩无几，平播战争对库银的消耗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明代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隶属兵部，并于滁州设立南京太仆寺”。万历三十五年(1607)太仆寺少卿上书称：“臣稽往牒，在嘉隆年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拜，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五十万……今老库见存二十七万耳。”由此可见，自万历壬辰之乱开始，到播州之役结束，战争的巨大消耗将太仆寺库丰盈的库银消耗殆尽。

京通仓储是以储备国家粮食作为国库，为国家所需而支出米粟。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到万历三十年(1602)，“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足两年之支”。这期间粮食储量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万历三大征对国库粮食的庞大消耗，而平播战争作为三次大战的最后一次，其所需所耗更是对战争不断的明王朝雪上加霜。

(二)百姓赋税加重。

平播战争历时约半年之久，加之之前明廷北征宁夏，东征朝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国库亏空十分严重，必须以增开赋税为手段维持国家的运转。

明朝中后期，明廷将加重赋税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万历十四年(1586)，继任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申时行曾对加派赋税之事作出了严厉批判：“比年以来，渐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方今才绌民劳，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继，额外之派又何以堪!”万历二十年以后，因战事四起，“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平叛杨应龙之时，增派赋税之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

由此可知，虽然明廷进行的平叛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巨大的战争支出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朝廷只能加派赋税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这样的举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社会矛盾，激发民变。

(三)引发矿监税使对民间的剥削与掠夺。

早在嘉靖年间，明朝政府曾在民间广开矿山，后因大臣反对，民怨四起，在隆庆年间将其废止。到万历时，神宗一度想将开矿之事复起，但遭到大学士申时行为首的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故开矿之事无奈搁置。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皇帝以“营建两宫，计臣束手”和战争开支巨大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到征播战争之时，派出的矿监税使更是数量庞大，跋扈华夏，全国厂矿几乎都由宦官控制。由于征讨播州之事即起，矿监税使以其为由更加肆意妄为地对百姓进行盘剥。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大学士赵志皋尖锐指出：“(矿监、税使)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神宗开矿征税，本为无奈，又为极其不义之举。长期的战争和对百姓的盘剥，使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故论考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四)导致民变不断，女真崛起。

明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矿监税使的胡作非为，使生存压力极大的老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播州之役之后，因为加税加赋激增不断，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万历二十九年(1600)，白莲教徒赵古元在徐州一带聚众发动起义;万历三十七年(1609)，安徽、江苏一带流民又“千百成群，在在行劫”;连年的饥荒与沉重的负担使农民不得不起身造反，崇祯二年(1629)，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先后起义，他们成了明王朝最后的掘墓人。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是在万历三大征之后。尤其平播战争，明廷调集20万大军远赴西南，使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大大削弱。明廷的对内平叛战争给了努尔哈赤绝佳的发展时机，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大金政权。实力雄厚的努尔哈赤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为由讨伐明朝，发动了长达几十年的对明战争;三十年后，满清入关，统一全国。

回顾女真崛起的发展史，万历三大征，尤其在平播战争之时，是女真发展的分水岭。由于明王朝调重兵围剿土司叛乱和农民起义，无暇顾及东北战事，使女真族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为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自此，明廷在对女真的控制上丧失了主动权，这揭开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

三、播州之役对明朝的积极影响

首先，在播州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推行儒学教育，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平定播州之乱后，中央政府在当地改流设府，“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遵义领州一：曰真安;县四：曰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平越领州一：曰黄平;县四：曰湄潭、余庆、瓮安、安化。”这就使中央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播州地区和广大西南地区的控制。善后改土归流的实施，直接将播州地区纳入中央管理体系，标志着中央对该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在教育方面，中央政府对相对落后的播州地区各府、州、县开始推行儒学教育。“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县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绥阳县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怀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七十人。遵义文教，实开于此。”可见，在平播战争之后，中央政府通过改流设府，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使当地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进步。

其次，通过编民入户，客观上增加了一定的财政收入，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编户设府后的播州地区，被纳入了中央财政管理体系，其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和粮税都缴纳于贵州行省，客观上缓解了一部分财政紧张问题。在战后通过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使旧的农奴制遭到了瓦解，土司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随即消失。

总之，播州地区改流设府之后，虽然对整个国家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教育、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