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美] 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

美国作家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系列的中译本已经出到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l865-1871》了。该卷所写的这六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的流亡岁月，在贫困、忧患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生活中，他创作出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伟大作品——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以及他最好的两篇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作者对于传主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明确认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值得大书特书的正是这些杰作的创作，因此，就像本书前三卷一样，我的目的是使它们始终处于突出的地位，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生活本身的附属品。我认为，文学家传记的目的在于，至少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对作品本身专心之至的研究，文学家传记就失去了其主要的（即使不是全部）应有之义。”正是由于这些作品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所揭示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无比复杂性，弗兰克意识到撰写这一卷的难度超过前面三卷。他认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很久以前在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极少数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那些现在看来陈腐荒谬的主张，他才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如果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作家文人所记录的激烈争论以及它们的最后结果——这些争论注定要在全世界引起回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不绝于耳；它们的结果如今正在随着那个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化为乌有——缺乏一定了解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灵感或激情以及他那些忧虑的来源。这种灵感或激情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天赋结合起来，产生了他最伟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感、激情和忧虑与那些荒谬理论、行为以及相关的激烈争论的关系，这是理解他的伟大作品的基础，也是阅读弗兰克这部《非凡的年代》的关键看点。

因此，对于读者而言也面临同样的难度，如果不是对小说和当时的俄国社会与思想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有过的或关注过的那些激烈争论及最后结果缺乏了解，恐怕很难真正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与文学世界。反过来说，在“根据作家的个人生活，同时根据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文学以及哲学环境和氛围，为读者提供一个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的背景”方面，恐怕至今没有人能超过弗兰克。事实上，在这部长达七百多页的传记中，作者以极为丰富的史料和极为细心、缜密的文本分析和心理分析方法尽可能地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几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修改过程中的各种意图、思想和效果，把读者引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精神世界中去。近日一位青年学子和我讨论过弗兰克的这套陀氏传记，他甚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是“终结者”，不仅是说弗兰克掌握资料的丰富与论述的深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传主生活所切入的文学分析、俄国社会史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恐怕都难以被超越。我谈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我是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从政治和文学的角度经历了对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年代人的认识与思考的过程，但是对于其间的思想争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认识还是很简单。虽然自九十年代以来阅读了不少关于苏俄革命、思想和文学的论著，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伟大作品也早已确立了他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与生活经历及思想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是不甚了然，现在读到弗兰克这套堪称博大精深的陀氏传记算是迟来的补课。

读完这部《非凡的年代》，这是我第三次为这套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写书评。有一个问题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认为的确是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在今天，在文学经典阅读的意义之外，为什么我们不应忘记、轻视甚至是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尼·潘琴科在为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写的“俄文版序”中曾经说，曼德施塔姆夫人指出苏俄“知识分子”的罪孽是在“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前缴械投降，放弃道德标准和全人类价值，他认为这就是抛弃与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果。这就是答案，虽然有其苏俄的历史语境，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不会受限于苏俄。弗兰克在这本《非凡的年代》的结尾处说，在《群魔》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还出现了几部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和《在西方的目光注视下》以及亨利·詹姆斯的《卡萨马西玛公主》，“它们同样表现理想的破灭，揭露政治—社会革命的丑恶。即使是在二十世纪盛产此类小说的情况下，《群魔》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因为它以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描写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加引人注目地）始终与革命理想形影不离的道德困境以及革命的最高原则原形毕露的可能性。”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我认为是这部《非凡的年代》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容易被忽视了。弗兰克在书中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关于这种“先见之明”的重要意义的最好证明。《群魔》出版后不断受到攻击，总是有人说它恶毒诽谤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随着俄国人开始自由谈论前苏联的生活，这本书逐渐被人们认为具有先见之明而不是恶毒的诽谤”。弗兰克在注释中引述了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尤里·卡里亚金所说的事情。尤里亚金曾经是一名斯大林主义的忠实信徒，同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感兴趣，他在回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首次揭露斯大林主义真正本质的情形之后说，他有一位教授朋友总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寻求摆脱个人痛苦和政治上的烦恼，这位朋友“苦笑着对我说：‘可是您要知道，这一切全都写在《群魔》中。三六年我差点因为阅读这部小说被逮捕。有人告发了我。'”；尤里亚金自己说：“那是一些让人胆战心惊但却深受启发的夜晚：我们阅读《群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写这部小说所作的笔记（我们设法弄到了这些笔记）。……我们读着小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熟悉这一切，曾经完全相信它，我们对这一切记忆犹新。我们阅读小说时，几乎每一页都会被交头接耳所打断：‘这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这是一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的苏联知识分子在那些特定的历史年代中阅读《群魔》的真实感受，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先见之明”的震惊无需怀疑，而且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相比，我们对于他的认识长期以来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而且被笼罩在主流话语表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激进思想谱系之中，难以知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对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使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也是来之不易，甚至有些读书人仍然陷于蒙昧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主要不是来自他对历史与未来趋势的研究，而是来自从他的切身体验中产生的对激进意识形态及其狂热鼓吹者的不信任，来自他在激进圈子中看到的那种以宏大理念和一己信仰为由而不惜残酷杀戮的观念和行为。比如，他从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1869年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是激发创作《群魔》的主要动因）制作的一份宣传小册子看到为了崇高事业可以践踏一切人性伦理、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恐怖前景，看到了从追求解放、自由的出发点走到血腥残暴的前无古人的专制独裁的发展轨迹。弗兰克应该是意识到涅恰耶夫那份宣传小册子对于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在书中对其内容及影响多有论述。那本题为《革命者教义问答》小册子的作者是涅恰耶夫和巴枯宁（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其中一人独自写的），其“教义”中有（但不限于）这些内容：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不仅要欺骗敌人，而且可以欺骗和不惜牺牲参加革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为了渗入到上层社会去做工作，完全可以通过举报、牺牲自己同志的行为来取得信任；革命者应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假装盲目追随他们，利用他们引起动乱；革命者应该对一切残害人民的灾难和罪恶推波助澜，“这最终必定将使民众忍无可忍，逼迫他们全体起义”；革命者必须和土匪强盗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地搞破坏，“直到现存社会体制毫无保留地被彻底消灭为止。”“毒药，匕首，绞索。……革命在这场斗争中使一切手段变得神圣。”无论巴枯宁是否参与了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起码“他对这本最邪恶的革命策略手册了如指掌并且赞同它的原则”。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这本小册子宣扬的教义被用来对付自己和他的朋友感到恐怖。1870年7月巴枯宁听说涅恰耶夫去找过他的一位朋友，而且这位朋友又把自己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了涅恰耶夫，于是他马上给这位朋友写了一封警告信，要他和他的朋友防范和躲开涅恰耶夫。弗兰克认为这封信具有重要的揭示意义，因此以长达三页的篇幅详尽地引述了该信，其中看到巴枯宁向他朋友谈到了这些：在革命中，除了核心机构的极少数人，其他人都是利用的、可以欺骗和牺牲的工具；一旦他进入你的生活圈子，会竭力骗取你和你的朋友的同情和信任，通过掌握你们的隐私而强迫你们就范；他会在你和的朋友之间挑拨离间，制造是非；他会勾引你的妻女，目的是使她们脱离正统的道德规范，被迫参加反社会的革命抗议活动；总之，他是一个流氓、一个狂热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不知道巴枯宁的这封信，但是在《群魔》中关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涅恰耶夫是他的原型）思想行为的描写足以说明他完全了解巴枯宁所讲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弗兰克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准确地描述事实的关注不仅表现在他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描写上，而且表现在他对书中整个那场社会—政治阴谋的叙述上。”因此他认为即使仅从巴枯宁的这封信来看，也无法同意和忍受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蓄意诽谤和歪曲他选择性地描写的人与事、他是恶毒诽谤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的指责；他说只有“顽固坚持某种狂热的党派偏见的人——他们拒绝接受历史证据——才能继续进行这种指责。”弗兰克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小心翼翼地没有把他笔下的虚无主义者描写成邪恶的反面人物，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阴险奸诈或者纯粹自私的动机，而是出于虚荣、自负、轻浮或者是天真幼稚造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年轻时曾经是一名谋反的地下革命者，因此他知道与他为伍的那些人绝不是恶棍或败类。他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个人物也描写了他的救世情怀的特征和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心。因此从“群魔”这个概念来说，很难认定——或者说不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是把涅恰耶夫这样的革命者说成是魔鬼，他的先见之明不仅是看到和指出为了崇高事业可以践踏一切人性伦理必然导致比沙皇统治更残暴的专制独裁，而且还在于他看到那些人本身并不是魔鬼，控制和奴役他们的思想观念才是真正魔鬼——他自己说，“这基本上就是我的小说的主题。它的书名是《群魔》，它描写了魔鬼如何附在一群猪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与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也有紧密联系。1845年他发表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穷人》在俄国文坛引起极大反响，两年后他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后来又加入了一个致力于废除农奴制的革命秘密小组，以后就是被捕、假处决、四年苦役然后充军。这一段革命谋反者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他相信，与农民囚犯在同等条件下一起生活的四年让他难得地深入了解了俄国农民的心态，使他认识到激进派知识分子的所有革命预期多么不切合实际。因此，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愿意承认激励激进分子的道德热情，但是，在他不在内地期间逐渐盛行的新的激进思想（最明显地反映在H.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著作里）与他个人的信念可能根本势不两立。”弗兰克描述那种新的激进思想是“由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以及原始的机械唯物论和决定论混合而成的这个奇怪的大杂烩”，大致上可以在广义上被称为俄国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的《地下室手记》中第一次正面抨击了虚无主义，在后来的《罪与罚》和《群魔》的创作中，他的艺术策略是塑造各种接受了俄国虚无主义信条的人物，然后显示当他们试图将其付诸实践时这些信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和行为是对青年激进分子当时心态相当准确的推断，也是他当时的思想与文学潮流的关注与思考的结果，在那些潮流中出现了活跃在俄国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前沿的“新人”——激进平民知识分子。所谓的魔鬼附身，其实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化中的“精神痼疾”另一种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精神痼疾的是欧洲文化侵蚀俄国人的灵魂的结果，使最杰出和最有天赋的代表人物逐渐疏离他们的民众并且背离了信仰的文化史。弗兰克指出，“事实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写的不可能只是一部谴责虚无主义一代及其理想主义自由派前辈的政治讽刺小说；他的书现在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而且寓意更加丰富的特征，这种特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陀思妥耶夫斯基愿原本打算写的政治小说现在变成了《群魔》，这是一首关于长期困扰着俄国文化的道德—精神痼疾的‘悲剧诗歌’。”弗兰克全书开头的论述已经深刻地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关键：“就他利用的素材而言，在他看来，这些信条所提出的深刻的道德—哲学问题极大地超越了其始作俑者的境界，因此，他在犹太教一基督教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与虚无主义所提供的世俗变通方法之间的冲突中对它们追根溯源。正是这种把社会问题提升到悲剧水平的想象力，再加上他的心理学天赋，使他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具有了普世的眼界和经久不衰的力量。”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常会令人感到世界的黑暗与残酷，但是弗兰克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灰心丧气，他感到自己具有“猫一样的生命力”。“他的作品经常重申的题旨之一就是对于生活发自本能、不可遏制的爱，盲目、热情地相信生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任何不幸的经历也无法动摇或者破坏这种信念。”我们也应该具有“猫一样的生命力”，应该坚定地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