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因为挖了慈禧的坟墓，最后下场如何？
东陵盗宝
背景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异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路途中，孙殿英屡见东陵殿宇富丽堂皇，为了筹措剿匪资金，起了盗墓的想法。接着，他得知马福田进驻马兰峪准备掘陵的消息，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计划盗墓行动。
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随后，军阀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成功的完成了盗陵。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定陵。
垂涎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是满清入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的东西二陵，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准备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马兰峪东陵，打垮了马匪后，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顺势掘东陵。
乾隆棺椁
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由，要求遵化县代雇骡马车30多辆，以便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就这样，孙殿英便为转运盗墓财宝铺好道路。
盗掘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7月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
在哑巴院北面的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道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铸了铁筋的墙壁，它的里面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这金刚墙下。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 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一进宫门，匪兵们便被宫中金碧辉煌的建筑迷住了，他们疯狂地抢掠着，从脚下的金砖到天花板上的金龙，无不被他们夺走。而谭温江此行的最大目标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宫。入地宫的路径非常隐秘，匪兵们一时无法找到。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老人，说出了地宫的门路。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坚固，普通器械根本无法打开，最后，他们搬来炸药，这才打开入口。
孙殿英夜盗东陵
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得慈禧叶赫那拉氏之尸，虽历经十数年而不腐。孙部从金椁内棺盗窃了大量稀世珍宝。但他仍不满足，再掘乾隆皇帝弘历的裕陵，他亲自进墓点视宝物，得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无数。装了四五十箱，加封盖章后拉回军营。后来他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1928年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1928年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影响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满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
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
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